評價李承鵬是一件表面看起來有點困難的事情，因為支持和反對他的人成鮮明的對立，都振振有詞，多數質疑他的人尚且沒達到他的文字水平。

第一次讀李承鵬會有沖擊感，他的文字大量運用譬喻、類比、雙關，多輔以史材，所以多數人在書面上大抵是爭辯不過他的。但終究是流于表面的快餐文學，未得實質。

快餐吃的是新鮮感，圖的是快捷，但生活靠的是白米飯，要的是靜水流深。

但這不妨礙李承鵬始終擁有市場，意識流的文字和駢文式的點綴會讓人在模糊里領略到文字最古樸的魅力。

球評時代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山東泰山主場對陣四川全興，當值主裁判有利于山東的關鍵性判罰讓四川遭受失敗。時任《四川體育報》執行主編的李承鵬寫了《斬斷黑手》和《改革改到哪里去》兩篇評論，發表后，報紙在成都街頭一搶而空。

足協副主席看到文章后找到四川省體委領導，隨后有關部門對李承鵬做出“停職反省、深刻檢查、回家待命、以觀后效”的處理決定，這是他第一次被封殺。

“每天早上我照樣準時出門，裝作上班絕不能遲到的樣子，然后一個人在大街上溜達一天，數電線桿子。”

二零零三年愚人節，張國榮跳樓自殺，李承鵬寫了篇名為《偶像沒有黃昏》的博文，成為當天中國點擊率最高的文章，出版人路金波給了他一份“全國第一版稅”的合同。

二零零六年，李承鵬成為央視體育頻道世界杯“豪門盛宴”欄目的嘉賓。

世界杯要持續一個月，他從沒在北京待過那么久，于是買了套房子，一百四十多平，每平方米一萬三。往遠處看能見到銀泰商業百貨，樓下有幾條從西站開出的火車鐵軌。

世界杯結束后，李承鵬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以超市的饅頭和老干媽辣醬為食，完成了小說《你是我的敵人》，這部小說幫他掙了錢，還了房貸。

李承鵬最火的那些年，在全國二十多家都市報開設時評專欄，發表了《中國足球資本論》、《假球和屁》和《燕尾服和汗背心》等諸多有影響力的文章。

二零零七年，李承鵬贏得了幾場著名的足球論戰，卻被行業的最高領導封殺。據說高層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培養自己的李承鵬。”

而他的轉折點，也隨之而來。其中與足球無關的，是十三年前的汶川地震。

地震四年后，李承鵬寫下這樣的文字，“我從二零零八年開始發生變化，如果晚年寫自傳，我會以二零零八年為基點，在此之前我是一個混蛋。”

那一年他在博客里打下無數次“愛國主義”，有人說他是漢奸，有人說他是騙子。我想他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覺醒文人最深處的意識，但是這種意識夾雜著現實，會讓人無奈到絕望，直至走向另一個極端，“恨國”。

如果跳出情懷的陷阱，“生意人們”會發現以愛國的名義行批駁之事，所帶來的關注和吸引力迸發著令資本也哀嘆的力量。

其中的一部分筆桿子最初立下的“為生民立命”的志向，也在紛擾繁雜里迷失，那是個“公知”盛行且極具市場的年代。

二零零九年，李承鵬與《足球》報的總編劉曉新、記者吳策力共同寫了一本《中國足球內幕》。書一推出即遭到眾多圍攻，說他造謠、誹謗、吸毒，被富婆包養。

一年后，李承鵬獲得“出版人年度作者獎”，一年前圍攻他的媒體稱他為“大俠”，因為他書中所披露的那些事實因為足壇掃黑被證明是真實的。

這本書為他贏得巨大聲譽，不僅贏了終審官司，還由此把自己的筆觸伸向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

時評時代

李承鵬寫了十年球評，從《成都商報》到《足球》，遭封殺無數，但依然可以斷斷續續活躍于各大媒體間。李承鵬只寫了四年時評，隨后銷聲匿跡近十年。

二零一一年的藥家鑫案，李承鵬不經考證認為藥家鑫有背景，寫出著名的《藥》一文煽動民憤。后來證明藥家鑫其實毫無背景，他選擇了無視。

有的人還是愿意相信他是在抨擊丑惡，但也有人覺得他不過是一個想盡辦法迎合投機取巧的文人，只有立場沒有是非。

沒有現實立足點，任憑情緒宣泄的“公知文”，除了帶來自己的受益和群體認知的混亂外，從來都無益于這個世界的改變和進步。

人們更愿意吹捧那些痛斥問題的人，這在十年前成為智者的標志。但時代的發展讓那些解決問題的人逐漸走上臺前，那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二零一二年，李承鵬撰文《北川鄧家“劉漢小學”無一死亡奇跡背后的真相》，文中提及那座十年來正式名字叫‘劉漢希望小學’的教學樓沒有垮”，出資捐贈小學的企業名為“漢龍集團”，老板叫劉漢。

文中最堂而皇之的話是，“虧什么不能虧教育，這次你一定要把好質量關，要是樓修不好出事了，你就從公司里走人。”兩年后，劉漢因涉黑被依法提起公訴。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晚間，李承鵬的賬號在新浪微博上消失。“封號”之后第二天，《環球時報》撰文評論，“謾罵給他在互聯網虛擬社區帶來人氣，這種人氣成為他在現實社會增加影響的籌碼。”

與之相對應的是當年另一位“意見領袖”，韓寒。自“錢云會案”開始，他與李承鵬一幫人出現間隙，“韓三篇”之后徹底決裂，完全放棄對體制的批判，投身于電影娛樂行業中，以“前賽車手、知名導演、網紅奶爸”的身份活躍于公共領域，賺得盆滿缽滿。

公知時代

談及最近與李承鵬有關的消息，要提一句高曉松。

大約十年前，在北大新書論壇上，高曉松曾揶揄現場的八零后青年，“我就不明白了，你們為什么一定要哭著喊著買房，我就在北京租房子住。”

李承鵬反駁稱，“你在北京租房住，可你在美國買了永久產權的大宅子”，“站岸上的嘲笑蹲水里的，這就無恥了”。

九年前，高曉松稱，“我最討厭那些天天批評國家這不好那不好的人。”李承鵬則表示，“我最討厭拿著美國綠卡跟我談愛國的人”。

在這場論戰中，李承鵬先后三批高曉松，但后者都沒有回應。

公知的市場仿佛在逝去，高曉松直播被罵下線大概是民眾態度最好的說明。而李承鵬，也許是個愛國者，我更愿意相信他也許只有打著這樣的旗號才能成為合格的知識分子。

有人說足球評論員之間的罵戰是文人相輕，有人說李承鵬是怒其不爭，哀其不幸。董路十年前反駁李承鵬說，“我們都是手藝人”。

但我覺得沒那么復雜，終究是一場被時代遺忘的大戲，落幕后時代連告別的機會都不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