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愛娜完全是被綁到一起去的，綁著我們的那根繩子叫“貧窮”。 　　剩下最后一個饅頭，你讓我、我讓你；為了熬過沒有暖氣的寒夜，一人一口地輪流抿一小瓶二鍋頭取暖；為了讓我吃一口熱的，她把剛烤好的紅薯捂在胸口跑回來；我半夜去敲藥店的門，給她買感冒藥……窮日子讓我倆相依為命，這種務實的愛卻讓我們都覺得心里很有底。 　　我開始掙錢的時候，愛娜就不像以前那樣勤扒苦做，也不跟著我到處瞎跑了。我們換租了一套兩居室帶裝修的房子，她每天在家洗衣、收拾、燒飯，儼然一個賢內助。我是那種覺得錢夠用就好的人，也不覺得她不出去賺錢是什么錯。只要吃的時候有肉，睡的時候有床，就沒有什么好擔心的。 　　我拍的第一部電影是《香火》，我把攢下的15萬元錢全投進去。一邊往外扔這些年積攢下來的血汗錢，一邊心里很郁悶，我暗暗罵自己：“活該，誰讓你喜歡這個。” 　　最后,《香火》獲得東京銀座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和第2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DV數碼單元金獎,可除了這兩個獎項外我沒得到別的東西。積蓄沒能拿回來，我相當于用自己的錢，換了兩個不能吃不能喝的獎項。 　　我不死心，尋思著，既然我得獎了，也就應該算是名導了吧，再拍電影，資金應該好弄了吧。起碼，我得通過拍電影把那15萬元給賺回來。于是，我又拍了《綠草地》。 　　結果，拍《綠草地》時，資金再次出現問題。我已經沒錢了，是愛娜從她父母那兒湊了10萬元，再加上制片人的10萬元，才湊合著開機。 　　拍攝第三天，劇組送演員的面包車翻到深溝里，很多人骨折。小城鎮上的骨科病房里住滿了我們劇組的人，很多人哭了。愛娜坐在病房里，跟著牧民唱蒙古歌謠，聲音悠長綿軟，穿透人心，好像什么都沒有發生。聽著她的歌聲，大家都慢慢安靜下來。 　　愛娜和我后來總結，拍這部電影的最大心得就是：我們有了一個共同的認識——世上無難事。就像你到了一個四壁封死的空房間，以為無路可走，但是，能夠想辦法開出一扇窗。就是這樣，我們不斷地想辦法，不斷地解決問題。 　　制片主任走了，就請一個司機當制片主任；副導演離開了，就請當地的教師當副導演。每一個人都發揮了最大的能量。愛娜也沒閑著，除了給大家鼓勁兒當心理輔導師外，她還挑上了編劇的擔子。 　　《綠草地》后來獲得了很多獎項，但我投進去的錢最終還是沒拿回來，又虧了一筆。 　　后來，我用包單的方式接拍了《瘋狂的石頭》。制作費是固定的300萬元，全劇組所有費用全在里面，有剩下的就是賺的，超支了得自己想辦法填上。影片上映后，不管多賣座，導演一分錢也拿不到。 　　拿到錢后，我先挪出15萬元放在一邊，這是我要賺的錢，我必須把剩下的285萬元把這部戲拍完，多一分錢都不行。我對著鏡子發誓：“這次要是再貼錢，我就是孫子。”結果，拍著拍著錢就不夠了，我把我的15萬元導演費搭進去，還是不夠。我又在拍錢的同時去接拍MV，來補貼拍電影短缺的資金。殺青以后，我覺得挺絕望，我這算是干的什么事兒？人家干活是賺錢，憑什么我賣一次力就虧一次錢？我忍不住問愛娜：“我能不能靠電影活下去？”她只說了一句話：“胡思亂想。” 　　愛娜的堅強讓我有些羞愧，也正是她的淡然讓我堅持下來。我們搬出了那套裝修不錯的租住房，又租了一套磚混結構的老房子。老房子的下水管有問題，我們住二樓，一樓的住戶都家家外接了排水管，二樓接不了，于是，每次下水道堵塞就從二樓開始。經常是我們回家的時候，遠遠就看見樓道像個水簾洞，打著傘上樓開門，就看見滿屋子到處漂著鞋子和生活用品。 　　遇上這種情況，愛娜遠遠地就會讓我別回家，去找朋友打發時間。等我在外邊兒吃飽喝足后回家，家里已經被她拖得干干凈凈，而且噴了足量的消毒液，氣味很清新。 　　現在，我依然靠拍MV賺錢，也照樣接拍電影。我們現在的生活已經有所改善，但仍稱不上富足。不過，愛娜一點兒都不著急，她不急，我心里就好受多了。電影讓我功成名就，電影讓我窮得叮當響，但起碼我的后院鞏固，愛娜從未因此跟我紅臉白牙地鬧上一出。雖然我還是很窮，但是，我窮得還剩下一個老婆，這個老婆是金錢所無法衡量的，這就夠了。
（文/寧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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