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大道理你們已經聽得很多啦門弄斧，這里，我就隨便跟你們聊聊天。我本想把題目寫成：“要是我能再年輕的話”，又覺得那是廢話！今年我連84都過了，土埋了不止半截兒。還沒聽說誰返老還童呢。所以還是就向90年代的青年說幾句話吧。
　　前些年還聽人批“活命哲學”——批的人，桌上可擺滿了補品。我要是個青年，就非把自己的身子練得結結實實的不可。因為不管你將來是從文還是從武，是搞科學還是鉆研哲學，身子骨兒都是頭號本錢。其次，不管怎么批你“個人奮斗”，也還是要埋頭苦干，非干出點名堂來不可。以前人們是為了“光宗耀祖”，其實，中國不就是咱們的祖宗，給它爭氣有什么不好？看到謝軍，看到王軍霞，我伸出拇哥。當中國人就得給中國增光。從鴉片戰爭以來，咱們的祖祖輩輩多窩囊啊！我在國外那7年剛好在抗戰，國內每打一次勝仗，我的胸脯就挺得高一些。60年代當咱們國家敢跟北邊兒的“老大哥”頂的時候，我真佩服啊！
　　可是這個敢頂不能是空的。得有實力，得有真本事才成。你會什么，咱也會。
　　你有什么，咱也有。在國外呆過的，最懂得國力的重要。當然國力強了絕不可欺負人。可有了國力才能不受人欺負。這國力靠什么？靠的就是每個人的個人奮斗：不光當螺絲釘，而要出類拔萃。
　　人是動物，總有個配偶問題。我當年一到20歲，好像成天就忙這件事。為它連性命都豁出過。我好像整個青少年時期都在忙這件壓倒一切的大事。人到了中年，才開始有所覺醒。這的確是一件大事。可正因為它“大”，就更得在感情之外，講點理智。不然，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費。所以80年代初，我寫過《終身大事》那個系列。得有那一瞬間的激情，可我后來逐漸（通過不少痛苦的經驗）懂得了光有那還不夠。西方講究共度個周末，游水跳舞，然后各奔一方。東方人不成。一旦合得來，就非往“白頭偕老”上去想不可，而這就不再是個純感情的問題了，得有點理智的考慮：人生的旨趣合不合啊，以至性格和生活習慣的差異。我希望年輕的朋友們能比我少折騰一些。我算是十分幸運的。因為多少美滿婚姻在階級斗爭的暴風驟雨中硬是被拆散了，我沒有。如今，子女長大，各有各的事業，我們兩個也在合譯著一本“天書”。
　　這些年我時常在思索著在階級社會里如何做人的問題。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會做出種種傷天害理的事，然而這又談何容易！80年代以來，巴金老人對國家最大的貢獻是大力提倡說真話。我在稱贊之余，卻做了點保留，我說：要盡量說真話，但堅決不說假話。這是根據我個人對生活的觀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聯批判并宣布胡風為反革命分子的大會上，書生呂熒跑上臺去說了句“我想胡風的問題還不是敵我性質。”他馬上被臺上兩位文藝界領導制止，隨著就有人上臺把他揪了下來——一直揪到監獄里去。幾年后，胡喬木雖然把他救了出來，“文革”期間還是死在監牢里。至于“文革”期間，像張志新和遇羅克那樣死于說真話的人就更多了。是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對“說真話”做了那樣的保留，但我堅決認為不能說假話。能保住這一原則，有時也需要極大的勇氣，甚至也得準備做出一定的犧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頭，不參加打砸搶的逍遙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寧可當個灰色人物，也不可當急先鋒。
　　人生是大海。就得學會掌舵。要根據自己的旨趣、條件和愛好來確定航向。最沒出息的是隨波逐流地混。得學會辨別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過眼浮云。我認識并結交了不少文藝上大有成就的朋友，還沒見過一位是把眼睛盯在稿酬或名位上的。拿到一筆稿酬后約上幾位知友吃上一頓是常事，但這只是結果而不可是動力。寫作最大的報酬是看到所寫的變成了鉛字，讓千百讀者分享自己所恨和所愛的。
　　人，只能活一次。這是外國交通警對行人的警言。在生活中，我們都是旅人，所以這也適用于每個人。做到完全無悔是很難的，盡量少做日后會悔恨的事卻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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