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思故吾在”別解
　　從1987年起，每個新年開始我都寫一封賀信給外地的親友，報告過去這一年自己是怎么過的，新一年如何打算。頭一封信中我寫道：“有人問我：你一不鍛煉身體，二不注意飲食，為什么身體那么好？我的回答：一是靠偶然性：細菌或疑難病沒有來找我；二是靠馬克思主義，使我在任何時候對社會的進步充滿勝利的信念，情緒好。”
　　可是從去年——嚴格說來，弄不清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癌細胞找上了我，因為動手術時，它已經數量不少，大概已有幾十億個（從書上得到的知識）。而今年8月前的某一個時候，肝病毒光臨敝體。因此，素來非常健康的我，從去年11月起，一年的時間里，我住了將近半年的醫院。第一次住在北京醫院。病雖重，但吳蔚然前院長對我非常寬容，允許我住院期間可以工作。因此，我寫得不算太少。最近出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就是那次住院時開始寫的。
　　第二次住院患的是肝炎。302醫院最擅長的是對肝病的治療。醫院對病人的休息抓得特別緊。因為肝病的痊愈，三分靠治，七分靠養，所以必須臥床，要求把活動量減低到最少的程度，而且腦子也要休息。但是我多年來養成了一個習慣：“無時不思，無日不寫”，腦子怎么也停不下來，我作不了自己的主。這個醫院對肝炎的治療，主要靠在靜脈中輸入它的一個拳頭產品“69·12”——1969年12月研制成的一種藥物。進院四十天中倒有三十多天都要輸液四小時左右。雖然不能坐起來，但我的腦子還在動，還可以打腹稿。
　　在這種生活中我悟出一個道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前些日子認識了一個比我年紀還大的學者，他說自己曾經患過一場病（很巧，也是肝病），肝區痛得很厲害。后來他悟出一個道理：自己不是還有強烈的生存欲望嗎？而正是痛向他證明，他還活著。因此，痛使它得到一種安慰。而我則是用自己還在思考來證明我存在。這樣“吾思故吾在”成了適合于我的一句話了。
　　當然這是“別解”，笛卡兒這句話的本來含義并非如此。它的本意，一切哲學教科書、工具書都講得很清楚。再說一遍，我無意為它辯護，也不想去曲解它，我只是借用這句名言，講我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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