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蕭珊
巴金
巴金，１９０４年生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宦家庭。自幼在家延師讀書。五四運動中接受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３年在成都外語專門學校攻讀英語，參加進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參與組織“均社”，進行反封建的宣傳活動。１９２７年赴法國，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１９２８年冬回國，居上海，數年之間，著作頗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陽》、《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愛情三部曲”《霧》、《雨》、《電》。１９３１年在《時報》上連載著名的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抗日戰爭期間輾轉于上海、廣州、桂林、重慶，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４０年分別出版了長篇小說《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寫作了“抗戰三部曲”《火》。抗戰后期創作了中篇小說《憩園》和《第四病室》。１９４６年完成長篇小說《寒夜》。１９４９年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當選文聯常委。１９５０年擔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１９６０年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和中國作協副主席。１９７８年起，在香港《大公報》連載散文《隨想錄》。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５年相繼獲得意大利但丁國際榮譽獎、法國榮譽勛章和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名譽院士稱號。
一
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于紙筆。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面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仿佛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性放下筆，什么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并不糊涂，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最近我經常去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大廳里，我想起許多事情。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了人的大廳轉到只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里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別。我記起了《家》里面覺新說過的一句活：“好像玨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著那張慘白色的臉，那兩片咽下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里喚著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么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掛上“牛鬼蛇神”的小紙牌，還掃過馬路。究竟為什么？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后門她才住進醫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愿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Ｋ”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但是我并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以后才褪盡。她挨打只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干預。那里只有一個人值班，不敢管。當著民警的面，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里。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給人當作“罪人”和“賊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要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我喚她，她也喚我。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堅持就是勝利。”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匯報。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從外地到“作協分會”來串聯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眾”，還要自報罪行。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理“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里來，高興拿什么就拿走什么。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眾性批斗和電視批斗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為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后來也常常參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著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給寫出來“示眾”，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占著顯著的地位。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還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里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蝕著她的身心。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表面上的平靜是虛假的。內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蓋住！怎么能使它平靜！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面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協分會”，或者走近南湖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抬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我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回到家里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做了“作協分會”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后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處。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后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寧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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