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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最初為日文所寫，初刊于日本《改造》月刊一九三五年六月號；后由亦光譯為中文，一九三五年七月初刊于日本東京《雜文》月刊第二號，題為《孔夫子在現代中國》；后經作者略加改定，收入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二集》。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新近的上海的報紙，報告著因為日本的湯島，孔子的圣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就寄贈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于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圣廟，即文廟，但那里面大抵并沒有圣像。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于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圣人，卻好像連形象也成為褻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孔夫子沒有留下照相來，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獻中雖然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若是從新雕塑的話，則除了任憑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們也終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無”的勃蘭特式的態度了。
然而倘是畫像，卻也會間或遇見的。我曾經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語》里的插畫；一次是梁啟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為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上的卷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來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孔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著一把劍，或者腋下挾著一枝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筆直，經過兩三點鐘，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來我曾到山東旅行。在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儼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著簡陋的車子，顛顛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候，懷著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于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并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書上并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著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么，總而言之，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屬于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的《談天》，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代那的《金石識別》，到現在也還作為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討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謅出來的國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后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里，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內繁雄先生教我貝殼里的什么地方其名為“外套”。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里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里想，正因為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為“圣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圣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為他自己計，這固然是沒有危險的尊號，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不過在實際上，卻也許并不這樣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并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后來也因為和敵人戰斗，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著冠纓，一面被人砍成肉醬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里的肉醬云。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蘇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后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圣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么人，他們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般的民眾并無什么關系。然而對于圣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后，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于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鉆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系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后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么《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圣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五六年前，曾經因為公演了《子見南子》這劇本，引起過問題，在那個劇本里，有孔夫子登場，以圣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呆頭呆腦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但是圣裔們非常憤慨，把問題一直鬧到官廳里去了。因為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圣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著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圣人，卻不覺得他是圣人；對于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圣人，終于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并無關系，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圣人，正是當然的事，什么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著腳，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誰都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雖是“愚民”，卻還沒有愚到這步田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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