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牧（1919～1996），北京人，作家、文學評論家。著有通訊特寫集《新戰士時來亮》，文學評論集《繁花與草》、《激流小集》，散文集《馮牧散文選》等。
　　在中國的諺語中，有“久病成醫”之說，卻從未見有人提出過“久病延年”這樣的接近于“二義悖反”的說法。
　　應當說，這是我的一個發現或是“創造”。
　　大約在“文革”后期，我剛從被流放的湖北咸寧干校回到北京，四壁蕭然而又百無聊賴；大約是和林彪的“折戟沉沙”有關，我曾有過將近兩年左右的相對安定的日子。但是，那時我既無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又無執筆寫作的心境，于是我除了讀書，享受那種“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樂趣外，我還曾經用篆刻來排遣那漫長的時日。我從家中幸存的一堆印譜中發現了一幅銘刻在秦漢瓦當上的銘文：“美意延年”，我便一反其意，用稚弱的筆力和刀工篆刻了一方寄托心情的閑章，是仿漢印小篆體的四個字，“久病延年”。我的本意，既是一種自勉，又是一種和老朋友之間的共勉。印章中的這個“病”字，其實是包含了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當時正在席卷大地的政治風暴，為我們這些從青年時代起便決心獻身革命雖九死而不悔的人身上所帶來的創傷（這種創傷既表現在心靈上也表現在肉體上）。我和我的許多老朋友當時都懷有這樣的心情：無論我們所身受的壓力有多么沉重，無論我們仍將面臨著多么嚴重的生死考驗，我們都要堅定地斗爭下去和頑強地生存下去，直到那些正在把祖國命運推向深淵的邪惡勢力垮臺為止。回想起來，我當時的期望值并不高，記得在當時我和幾位好友的一次秘密聚會中，我曾對延安時期的老朋友朱丹說過這樣的話：“只要讓我親眼看到江青這些禍國殃民的家伙們倒臺，哪怕我在這個世界上只能再活一個星期，我也就心滿意足了。”這樣的話，我后來也對郭小川講過。他同意我的話，卻又批評我太悲觀了，盡管他后來悲慘的經歷，證明在他的內心深處，實際上要比我悲觀得多。
　　但無論如何，在那與其說是忍辱負重毋寧說是忍辱偷生的歲月里，我在和一些知心朋友通信的時候，總是忘不了在信紙的一角鈐上這方題為“久病延年”的閑章，作為期望，作為激勵，也作為一種袒露心靈的表示。后來，我又刻了好幾方同樣的圖章，分贈給幾位能夠懂得它的含義的朋友，而且還獲得了一些朋友的會心的贊可；我相信，它們至今還保存在一些曾同我共過患難的朋友手中。當然，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件事情大約早已被人淡忘了。
　　我在上面談到的，只是我所篆刻的這方圖章所包含的一層意思。“久病延年”中的這個“病”字，還包含有另外一層意思，一層實實在在的意思。這指的是，對于像我（以及我的某些朋友）這樣的當時身體很不健康的甚至是多病的人，如果我們能夠始終保有一種建立在堅定信念上的健康的精神狀態，一種曠達而開闊的胸懷和心情，一種時刻都能自覺地發揮精神上的主觀能動性的意志，一種正常的、既是隨心所欲又是有所節制的生活方式，同樣也是可以使自己在艱難的條件下，平安地頑強地生活和生存下去的。
　　我的半個多世紀的生活經歷，可以為我的這個主觀論斷作出相當充分的印證。我始終認為，即使是“久病”的人，也是可以“延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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