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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嚴格說來是不能翻譯的，尤其是真醇的好詩，經過翻譯，必然會使原作的詩味、韻味有所損失。這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均已成定論了。還不要說譯詩，就是劇名經過翻譯，那味兒也頓覺淡了許多。可不是么？京劇劇名《貴妃醉酒》，譯成《一個貴妃的煩惱》；《打漁殺家》譯成《漁家父女復仇記》——達意倒確是達意了，可那股濃郁的中國古典語言的傳神味兒，也隨之而消失殆盡。譯詩更難。詩，不是被譽為“人類面部最豐富的表情”么？譯詩之難，那可真是沒法可說了。唐人李白曾有“難于上青天”的詩句，但今天，“上青天”之于人類，已遠非難事。故形容譯詩之難，筆者只能用這句話：“沒法可說。”
　　譯詩有“縱向”和“橫向”兩種。橫向詩譯，便是指不同國家、民族語言詩作的互譯；縱向詩譯，便是指同一國家或民族語言內的古詩今譯。
　　橫向詩譯中有一個膾炙人口的例子，可以說明這個道理。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的《自由與愛情》的詩作，有人譯為：“自由與愛情/我要的就是這兩樣/為了愛情/我寧愿犧牲生命/為了自由/我又愿將愛情犧牲”。
　　青年詩人殷夫將它譯為：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后一首譯詩在我國流傳廣遠，成為鼓舞人們投身革命、同專制主義作斗爭的嘹亮號角。那原因不是偶然的：殷夫的譯詩等于二度創造、二度創作，那“詩味”通過翻譯并未怎么損失；而前者的譯作，則只不過僅僅做到“達意”而已。但殷夫的譯詩似乎也有個小小的缺點：太中國化了一些，原詩的西洋風味因之多少有點兒損失。
　　縱向詩譯似乎更難一些。但最近我拜讀了《唐詩今譯集后，也發現了一些詩譯得較為出色，有的甚至譯得很精彩。比如杜牧的《清明》一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董乃斌的譯詩如下：“茸毛般的細雨像多情的手/給原野換上了嫩綠的新裝/我的心，在清明夢一般的煙雨中蕩漾/是誰擔簦負笈從我身旁踽踽走過/一聲嘆息，那么輕/卻引起我心魂的激蕩/哦，你哼著山歌的牧童小郎/請告訴我，村里可有酒賣/好讓我澆一澆胸中的惆悵/想喝酒嗎？先生/瞧，那邊杏花鋪成紅云的村莊/清脆的童音剛落/牛背上又響起了短笛/好不悠揚。”這譯詩很巧妙地傳達了原詩的神韻和意境，譯法較為自由，并對原詩在總體把握的基礎上適當進行了補充、鋪墊和想象延伸，也可稱為二度創作了；缺點則是形式上有一點歐化痕跡，因而在傳達原作的中國古典韻味時不能不有一點兒損失。另一首由著名詩人綠原譯的《涼州詞》（王翰），則沒有這方面的毛病，可以說是幾乎同原作一樣精彩。原詩：“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綠原的譯詩為：酒，酒，葡萄酒！杯，杯，夜光杯！杯滿酒香讓人飲個醉！（葡萄美酒夜光杯，）飲呀，飲個醉——管它馬上琵琶狂撥把人催！要催你盡催，想醉我且醉！（欲飲琵琶馬上催，）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醉睡沙場，誰解個中味？（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夫戰士幾個活著回？（古來征戰幾人回？）這真是大家譯筆！自由奔放，而又傳神嚴謹；有時一句對一句地譯，有時卻又將一句點化為多句；但不管使用何法，總以“達意”而兼“傳神”為其宗旨；而且，譯詩同原詩的古典語言的韻味也是保持得較好的。這樣的譯詩，豈不是另鑄新詞，堪稱創造嗎？而它的創造和“另鑄”，又沒有脫離原詩的意境和神韻的規定性。
　　于是，“詩不可翻譯，縱向詩譯尤為不可”的神話被破除了。
　　但這仍然是不易的。它需要譯家高度的造詣和深厚的功力，需要大手筆。
　　因之，我想在嚴復“信、達、雅”譯筆標準的基礎上，還給它增添兩個字：曰“味”，曰“神”。不知譯苑同仁以為然否？“味”和“神”的標準，應該是不限于譯詩的，譯文也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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