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不愛你的時候，你撒嬌就是作..
我的讀書經驗
曹聚仁（1900～1972），筆名陳思、丁舟等，浙江省浦江縣人，作家。著有《文思》、《國學概論》、《老子集注》等及小說《酒店》，散文集《魚龍集》等。
中年人有一種好處，會有人來請教什么什么之類的經驗之談。一個老庶務善于揩油，一個老裁縫善于偷布，一個老官僚善于刮刷，一個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這些都是新手所欽佩所不得不請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學請了許多學者專家講什么讀書方法讀書經驗，后來還出一本專集。我約略翻過一下，只記得還是“多讀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懶得翻下去。現在輪到我來談什么讀書的經驗，悔當年不到某中學去聽講，又不把專集仔細看一看；提起筆來，覺得實在沒有話可說。
記得四歲時，先父就叫我讀書。從《大學》、《中庸》讀起，一直讀到《綱鑒易知錄》，《近思錄》；《詩經》統背過九次，《禮記》，《左傳》念過兩遍，只有《爾雅》只念過一遍。要說讀經可以救國的話，我該是救國志士的老前輩了。那時候，讀經的人并不算少，仍無補于滿清的危亡，終于做勝朝的遺民。先父大概也是維新黨，光緒三十二年就辦起小學來了；雖說小學里有讀經的科目，我讀完了《近思錄》，就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我仿讀史的成例，用紅筆把那部教科書從頭圈到底，以示傾倒愛慕的熱忱，還挨了先父一頓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讀《看圖識字》，那上面有彩色圖畫；趁先父不在的時候，我就搶過來看。不讀經而愛圈教科書，不圈教科書而搶看圖識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讀經”“存文”義法看來，大清國是這樣給我們亡了的；我一想起，總覺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統復辟，我也頗贊成。
先父時常叫我讀《近思錄》，《近思錄》對于他很多不利之處。他平常讀《四書》，只是用朱注，《近思錄》上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種種不同的說法，他不能解釋為什么同是賢人的話，有那樣的不大同；最疑難的，明道和伊川兄弟倆也那樣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為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地方他是說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覺得很驚訝，我從《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說岳飛跋扈不馴的記載，他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既不便說朱子說錯，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從杭州買了《王陽明全集》回來，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陽明把朱熹駁得體無完膚，把朱熹的集注統翻過身來，誰是誰非，實在無法下判斷。翻看的書愈多，疑問之處愈多，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已經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陳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辯為人們所愛好，亦以此為人們所嘲笑，說他是“白痞”。他告訴我們：“堯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來的。”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們很愛聽；第二天，我特地去問他，他卻又改口否認了。我的另一位同學，姓朱的；他說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國亂事初起時，在廣西做知縣；“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還告訴我許多胥吏捏造人證物證的故事。姑夫雖否認孔孟捏造堯舜的話，我卻有點相信。
我帶著一肚子疑問到杭州省立第一師范去讀書，從單不庵師研究一點考證學。我才明白不獨朱熹說錯，王陽明也說錯；不獨明道和伊川之間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與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獨宋人的說法紛歧百出，漢、魏、晉、唐多代亦紛紜萬狀；一部經書，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來想歸依樸學，定于一尊，而吳、皖之學又有不同，段、王之學亦出入；即是一個極小的問題，也不能依違兩可，非以批判的態度，便無從接受前人的意見的。姑夫所幻設的孔、孟捏造堯、舜的論議，從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找到有力的證據，而岳武穆跋扈不馴的史實，在馬端臨《文獻通考》得了確證。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為斷，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戴東原語）信古總要上當的。單師不庵讀書之博，見聞之廣，記憶力之強，足夠使我們佩服；他所指示正統派的考證方法和精神，也幫助解決了不少疑難。我對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滅期畢竟到來了。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思潮，使我們厭倦于瑣碎的考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帶來實證主義的方法，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的討論，帶來廣大的研究對象，文學哲學社會……的名著翻譯，帶來新鮮的學術空氣，人人熾燃著知識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國故方面，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顧頡剛的古史討論，也把從前康有為手中帶浪漫氣氛的今文學，變成切切實實的新考證學。我們那位姓陳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獨有康有為證明于前，顧頡剛又定讞于后了。這樣，我對于素所尊敬的單不庵師也頗有點懷疑起來。甚而對于戴東原的信仰也大大動搖，漸漸和章實齋相近了。我和單不庵師第二次相處于西湖省立圖書館（民國十六年），這一相處，使我對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樣的淵博，卻又那樣地沒有一點自己的見解；讀的書很多，從來理不成一個系統。他是和鶴見佑輔所舉的亞克敦卿一樣，“螞蟻一般勤劬的學殖，有了那樣的教養，度著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卻沒有留下一卷傳世的書；雖從他的講義錄里，也不能尋出一個創見來。他的生涯中，是缺少著人類最上的力的那創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樣，吸收了知識，卻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噴到地上面來。”省立圖書館中還有一位同事——嘉興陸仲襄先生也是這樣的。這可以說是上一代那些讀古書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點佩服德國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樣的看了一種書，接受了一個人的見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書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遠不把別人的思想磚頭在自己的周圍砌起墻頭來。那樣博學，又能那樣構成自己的哲學體系，真是難能可貴的。
我讀了三十年，實在沒有什么經驗可說。若非說不可，那只能這樣：
第一，時時懷疑古人和古書，
第二，有膽量背叛自己的父師，
第三，組織自我的思想系統。
若要我對青年們說一句經驗之談，也只能這樣：
“愛惜精神，
莫讀古書！”
選自《芒種》第1卷第3期，193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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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有一種好處，會有人來請教什么什么之類的經驗之談。一個老庶務善于揩油，一個老裁縫善于偷布，一個老官僚善于刮刷，一個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這些都是新手所欽佩所不得不請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學請了許多學者專家講什么讀書方法讀書經驗，后來還出一本專集。我約略翻過一下，只記得還是“多讀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懶得翻下去。現在輪到我來談什么讀書的經驗，悔當年不到某中學去聽講，又不把專集仔細看一看；提起筆來，覺得實在沒有話可說。
記得四歲時，先父就叫我讀書。從《大學》、《中庸》讀起，一直讀到《綱鑒易知錄》，《近思錄》；《詩經》統背過九次，《禮記》，《左傳》念過兩遍，只有《爾雅》只念過一遍。要說讀經可以救國的話，我該是救國志士的老前輩了。那時候，讀經的人并不算少，仍無補于滿清的危亡，終于做勝朝的遺民。先父大概也是維新黨，光緒三十二年就辦起小學來了；雖說小學里有讀經的科目，我讀完了《近思錄》，就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我仿讀史的成例，用紅筆把那部教科書從頭圈到底，以示傾倒愛慕的熱忱，還挨了先父一頓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讀《看圖識字》，那上面有彩色圖畫；趁先父不在的時候，我就搶過來看。不讀經而愛圈教科書，不圈教科書而搶看圖識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讀經”“存文”義法看來，大清國是這樣給我們亡了的；我一想起，總覺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統復辟，我也頗贊成。
先父時常叫我讀《近思錄》，《近思錄》對于他很多不利之處。他平常讀《四書》，只是用朱注，《近思錄》上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種種不同的說法，他不能解釋為什么同是賢人的話，有那樣的不大同；最疑難的，明道和伊川兄弟倆也那樣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為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地方他是說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覺得很驚訝，我從《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說岳飛跋扈不馴的記載，他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既不便說朱子說錯，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從杭州買了《王陽明全集》回來，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陽明把朱熹駁得體無完膚，把朱熹的集注統翻過身來，誰是誰非，實在無法下判斷。翻看的書愈多，疑問之處愈多，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已經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陳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辯為人們所愛好，亦以此為人們所嘲笑，說他是“白痞”。他告訴我們：“堯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來的。”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們很愛聽；第二天，我特地去問他，他卻又改口否認了。我的另一位同學，姓朱的；他說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國亂事初起時，在廣西做知縣；“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還告訴我許多胥吏捏造人證物證的故事。姑夫雖否認孔孟捏造堯舜的話，我卻有點相信。
我帶著一肚子疑問到杭州省立第一師范去讀書，從單不庵師研究一點考證學。我才明白不獨朱熹說錯，王陽明也說錯；不獨明道和伊川之間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與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獨宋人的說法紛歧百出，漢、魏、晉、唐多代亦紛紜萬狀；一部經書，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來想歸依樸學，定于一尊，而吳、皖之學又有不同，段、王之學亦出入；即是一個極小的問題，也不能依違兩可，非以批判的態度，便無從接受前人的意見的。姑夫所幻設的孔、孟捏造堯、舜的論議，從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找到有力的證據，而岳武穆跋扈不馴的史實，在馬端臨《文獻通考》得了確證。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為斷，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戴東原語）信古總要上當的。單師不庵讀書之博，見聞之廣，記憶力之強，足夠使我們佩服；他所指示正統派的考證方法和精神，也幫助解決了不少疑難。我對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滅期畢竟到來了。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思潮，使我們厭倦于瑣碎的考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帶來實證主義的方法，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的討論，帶來廣大的研究對象，文學哲學社會……的名著翻譯，帶來新鮮的學術空氣，人人熾燃著知識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國故方面，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顧頡剛的古史討論，也把從前康有為手中帶浪漫氣氛的今文學，變成切切實實的新考證學。我們那位姓陳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獨有康有為證明于前，顧頡剛又定讞于后了。這樣，我對于素所尊敬的單不庵師也頗有點懷疑起來。甚而對于戴東原的信仰也大大動搖，漸漸和章實齋相近了。我和單不庵師第二次相處于西湖省立圖書館（民國十六年），這一相處，使我對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樣的淵博，卻又那樣地沒有一點自己的見解；讀的書很多，從來理不成一個系統。他是和鶴見佑輔所舉的亞克敦卿一樣，“螞蟻一般勤劬的學殖，有了那樣的教養，度著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卻沒有留下一卷傳世的書；雖從他的講義錄里，也不能尋出一個創見來。他的生涯中，是缺少著人類最上的力的那創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樣，吸收了知識，卻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噴到地上面來。”省立圖書館中還有一位同事——嘉興陸仲襄先生也是這樣的。這可以說是上一代那些讀古書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點佩服德國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樣的看了一種書，接受了一個人的見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書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遠不把別人的思想磚頭在自己的周圍砌起墻頭來。那樣博學，又能那樣構成自己的哲學體系，真是難能可貴的。
我讀了三十年，實在沒有什么經驗可說。若非說不可，那只能這樣：
第一，時時懷疑古人和古書，
第二，有膽量背叛自己的父師，
第三，組織自我的思想系統。
若要我對青年們說一句經驗之談，也只能這樣：
“愛惜精神，
莫讀古書！”
選自《芒種》第1卷第3期，193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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