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健軍

大約到了懷舊的年紀，有時沒來由地想起某個人來，這某個人或是老家村子里某個鄰居，或是初中時某個同班同學，抑或多年不見的某位親戚，也可能是長大后一塊工作過的同事，在外地認識的朋友。這某個人有名有姓，即便不在眼前，其音容笑貌依然如同相見。有一類人，我偶然想起了，分明有其人，卻不知他們是誰。他們在我的記憶中說話，走動，他們的背影忽遠忽近，誘惑著我朝他們走近。我同他們相識于何年，相逢于何處，全然沒有印象了。后來，又頓悟似的想起來了，他們是我某部小說中的人物。這個結果不禁叫我啞然失笑。我虛構了他們，創造了他們，竟然把他們給忘掉了。

我疑心這是小說家的職業病，類似幻聽一般的職業病。

小說家比常人要多認識一些人，這便是小說中的他們。他們存在于小說中的那個世界，同我在一個世界，又不在一個世界。他們所在的那個世界存在于我的心靈之中，一個獨立的地方，無窮大又無窮遠，無窮近又無限光明。他們像琥珀中的昆蟲，纖毫畢現，又不像是琥珀中的昆蟲那么簡單。他們活在琥珀一般的世界里，不食人間煙火，不為稻粱謀。他們以思想為食，以精神為飲，是我們的另一種存在，理想的存在。

他們是孤獨的，受冷落的。我創造了他們，完成后把他們放到了一邊，任由他們自生自滅。我自私地享受了創造的過程。他們像是我的孩子，比我更有活力，擁有更遙遠的生命歷程。他們又像是我的父親，比我高出一頭。還有可能是我的兄弟，是我自己。他們是復合體，將眾多生命集于一身。

我有時會附著在某一個人物身上，我的經歷即是他的經歷，我之所見即是他之所見，我同他形成了一種同構關系。在我的小說中，這種帶有自傳性的人物，完整的人物，徹頭徹尾復制我的人物，其實并不存在。他不是我的影子，不是我的基因復制，不是我單性生殖的后代。我還從來沒創作過一部自傳體小說。在小說中，我的經歷被分散成無數碎片，嫁接到多個人物身上。比如，在《內流河》中，主人公胡細楠所經歷的中年危機和中年困境，我同樣經歷過，對此感同身受。在《通往天堂的夜航船》中，主人公柳上梢同我小時候在老家見到過的一位老人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柳上梢經歷的是水上生活，老家那位老人是山頂上那個自然村最后一個留守者，也是最后一個撤離的。

實話實說，我討厭自傳性的寫作，自傳性是一種羈絆，讓作者無法脫離本身。自傳性又因視角的局限，排斥了其他可能性，是對廣闊的扼殺。在運用第一人稱敘事時，要警惕落入自傳的窠臼。在創作之初，我迷戀第一人稱，可是后來發覺，在喋喋不休之時，我沒有意識到把自己給繞了進去。

這種與筆下人物的同構并不多見。對小說中的事物，小說家不僅是觀察者，也是事物的感受者。可是，小說家眼中的事物不等同于人物眼中的事物，小說家的感受也不等同于人物的感受。對小說中事物的描寫，得從人物的視角出發，帶著他們的感受意趣，帶著他們的情感熱度。這是進入人物心靈世界的一條重要通道。如果小說家把觀察到的強加于他們頭上，無異于張冠李戴。此時的人物不再是獨立的人物，而是小說家手中的提線木偶。

毋庸諱言，人物的視角有別于小說家的視角。在《帝師街》中，女主人公賀曉麗眼中的帝師街是寬敞明亮的，是自由呼吸的，因為她正在期待愛情的到來。而我，雖然每天不只一次經過這條名叫帝師街的街道，不過如同小城里沉默的大多數一樣，按部就班地生活。

也許正是因為環境的逼仄和沉悶，我在借助虛構的人物嘗試沒經歷過的生活，全新的生活。這構成了我有別于日常的呼吸。我把渴望的、異想天開的，以及變異的、悖謬的，植入到他們身上。他們在替代我經歷，在替代我完成。承載于人物身上的遠多于我本身，他們讓我抵達了更多在現實世界無法抵達的地方。在《追風箏的女人》中，莫莉何嘗不是另一個我？她追求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無限向往自由的精神，正代表了我的心聲。在《鏡子的禁忌》中，女主人公紗紗置身于一個隱喻的世界，置身于一個鏡子碎片般鋒利的世界，她的每一次呼吸，每一個動作，無不牽扯著我的內心，令我不安和惶惑。

在《和毛純一的非虛構》中，我試圖探討小說與生活的關系，是小說在左右生活，還是小說在影響生活。小說中的人物“我”在創作時始終保持著同現實的距離，但最后身不由己，被拽入了生活的河流。小說中的另一人物毛純一，幻想抵抗小說中的命運，而結果反被現實裹挾了。這是我對小說能否干預生活的一次嘗試。我不能說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在時日長久的創作中，的確感受到了來自筆下人物的反哺。在《向水生長》中，胡佑德對平上喜不動聲色的善舉，讓我對這位人物充滿敬佩，平上喜從鄉村出逃，他就像我的兄弟，我理解又心生慨嘆，因為我同平上喜一樣在相似的環境中長大，特別是胡大鳴和孟先禮的自我救贖，好像一記重錘擊打在我的心坎上。還有，《靈魂盤旋》中的姑媽，無論她的命運怎樣跌宕起伏，始終保有一顆善良的靈魂。

一顆善良的靈魂，這多么重要，多么有意義。我在塑造筆下的人物時，他們反過來也塑造了我。我在虛構他們的同時，也虛構了自己。